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亚太区总代表刘萌：ESG标准“求同”比“存异”更重要

从投资到实践，ESG浪潮席卷全球。年终岁首之际，相关论坛活动此起彼伏。ESG俨然成了新赛道、新风口。

然而，企业仍面临ESG“经典三问”的困惑：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一份来自业界的调研显示，“ESG是什么”位列2023年企业ESG十大痛点之首。

作为一种商业思想，ESG理念的形成有其漫长的演进过程。作为一种投资概念被明确提出，则是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2004年出版的一本报告中。近20年发展，ESG理念和相关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如今，在中国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双碳目标、高质量发展等新语境中，ESG的内涵和外延被不断演绎。

近期我们访谈了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亚太区总代表刘萌，和她交流了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提出ESG概念的历史背景和推广过程，探讨了“ESG热”“反ESG”“ESG中国标准”等热点话题。

在刘萌看来，无论是全球契约十项原则还是ESG议题，都是手段和方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是人类共同的目标。对于业界热议的“建立ESG中国标准”问题，刘萌认为，趋向“求同”，不标榜“存异”更容易帮助企业减少国际地缘政治对其影响。当前，比建立ESG中国标准更为紧迫的是如何更好支持和帮助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和全球化竞争中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利益相关方“同频对话”。

ESG是方法，可持续发展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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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最先提出ESG概念，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刘萌：如果要深入了解ESG提出的背景，需要首先了解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成立的历史背景。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诞生与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的远见卓识有莫大关系。彼时，在一些人看来“联合国加强与企业合作是在冒险”时候，安南秘书长就意识到企业在推进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是构建包容性的国际多边机制的重要力量。

安南秘书长在1999年提出“全球契约”理念的讲话中首次讲到了全球契约的九项原则。2000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在联合国总部正式成立。2003年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安南秘书长于2004年第一届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期间正式宣布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增加了第十条反腐败原则。至此，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得到完善。

在完善了全球契约十项原则之后，ESG议题在我们2004年出版的题为《在乎者即赢家—变化的世界中的金融市场：金融业围绕将环境、社会和治理议题更好的纳入分析、资产管理和证券交易的建议》中首次被正式提出。这份报告里ESG并非单独出现，最为频繁的三个组合是：ESG issues（ESG议题），ESG factors（ESG要素）和ESG principles（ESG原则），其中的ESG principles就是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只提概念，不提原则相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这份报告还详细阐释了提出ESG的目的在于强调对投资价值有“广义实质性”影响的要素和原则。广义实质性聚焦十年或者更久的时间线，超越了企业短期逐利的狭隘关切。报告指出，在这样的时间线里，一些并非显而易见的影响公司长期价值的重要元素就会凸显出来，那就是ESG原则—全球契约十项原则。由于完善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系统是企业成功履行环境与社会政策和方法的必要前提，因此在完善了全球契约第十项原则后，因为有“原则”可依，我们便把三个概念整合到了一起，正式提出了ESG这个议题。这是ESG议题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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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ESG议题后，在推广ESG理念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

刘萌：2004年我们提出ESG这一框架时主要是面向投资界。彼时，对非财务领域的关注已经成为各国企业追求的新动向。但这种动向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缺乏一套国际公认的框架准则来指导帮助各国及各行各业的企业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价值创造。全球契约十项原则的提出和完善填补了这一空缺。

全球契约十项原则首先在联合国系统内得到推广。2005年，联合国大会关于联合国采购改革的决议中，特别声明了联合国采购部门需要在采购框架流程中推广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在2012年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决议中，全球契约十项原则被正式列为整个联合国系统与企业合作时必须考量的要素，并要求所有和联合国合作的企业对全球契约十项原则作出承诺，进而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并将承诺转化为集企业政策、行为准则、管理、监督和报告为一体的系统性行动。

我始终认为无论是ESG议题还是ESG原则（指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其实都是达成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可持续发展是目标。作为联合国系统内与企业界联系最紧密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在推广方法手段之前，始终不遗余力地向企业普及我们全人类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致力支持企业将自身的发展规划和SDG结合起来。因为只有这样，企业的发展壮大才能有益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成为解决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力量。

从2018年起，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成立了全球契约学院，一个专注为企业提供能力建设和培训的平台。学院成立五年来，我们联合国际各领域的顶级专家开发并推出了60多门课程，全部都围绕着和企业高度相关的核心可持续发展议题。我们用企业可以理解的语言阐释国际通行的标准，用大量会员企业的实践案例启发和激励更多行动与务实合作。

中国企业突破了ESG“风险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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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中国社会各界出现“ESG热”，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刘萌：研习历史，我们会发现：任何现象在任何地点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相关方的发展需要和真实诉求，ESG议题在中国也不例外。

回顾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主要特征，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主旋律。2015年中国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强调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2017年中国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并积极为国际社会和全人类的目标作贡献，每两年发布一次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的报告。2020年，中国向世界宣布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迈向下一个发展阶段；同年，明确提出了双碳目标，为巴黎气候协定作贡献。中国给自身设定的发展目标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向共同富裕。

以上列举的国家发展决策和政策走向都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目标。我的观察是，这些理念、政策与行动既反映并理清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是把中国放在了世界变局中、聚焦中国角色和贡献做出的全局考量。当我们试图从商业世界和企业角度解读国家发展大局、世界趋势走向，并从中发掘和企业的相关性以及企业可以发挥的作用时，ESG这个框架恰好吻合了企业所需要的关键要点和快速抓手。因此，ESG议题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给了企业一个发力点，可以为其所用，促成企业更好适应并贡献这个时代，成为助力国家实现宏伟蓝图和加速推进全球目标的生力军。

ESG热还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经常强调的“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思维。ESG议题涵盖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理念呼应了中国企业整体的发展阶段和诉求，符合商业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的特点，因此被企业拿来“洋为中用”，即使它是“舶来品”，也同样受到企业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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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和国内在ESG进展方面存在哪些差别？

刘萌：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中国企业和社会各界对ESG议题的理解和欢迎突破了“风险思维”和“减少损失”，其更为积极地聚焦“把握机遇”和“创造价值”。一些国家的企业和相关方，特别是在ESG议题被提出的初期，在考虑该议题时，采取的视角是风险和约束。中国企业和社会各界则主动将ESG要素转化成了创造价值的机遇，很多跨国公司在华企业也受到了这种思维的影响。因此我们在中国看到了ESG热和围绕ESG议题的主动权争夺和良性竞争，于是ESG议题在中国创造出了一个“行业”，还成为标榜企业负责任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风向标”和“颁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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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ESG浪潮中出现的“反ESG”声音？

刘萌：剖析“反ESG”的声音时会发现，并没有人否认增强E、S和G这三个方面的企业战略和举措对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争议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ESG要素评价体系和评级对被评企业是否透明、公平、公正和客观，二是ESG投资是否会长期创造相较于非ESG投资更为丰厚的财务收益。

我认为有几个关键点值得注意和把握：

首先，可持续发展始终是我们共同的追求。企业将环境、社会和治理这几个维度纳入战略、管理与实践对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要避免ESG议题口号化，成为部分企业纸上谈兵的纯粹公关行为，防范ESG washing。这就要求企业把发力点聚焦到比ESG报告或披露更具实质性的方面，即将ESG要素充分纳入战略和运营层面。

其次，由于世界范围内各种ESG评级和ESG奖项的评价方法各异，素材与数据来源差异化，此外还面临语言不同，信息来源的可靠性等挑战，因此距达成“全面、客观、真实、公正地评估和评价企业ESG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市场中的表现”这一目标还有差距。

我们需要承认的是，ESG议题框架中的确有一些领域很难用数据衡量，因此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和ESG要素相关的技术性标准制定主要集中在ESG信息披露上。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以气候变化和不平等加剧等为特征的全球变局中，围绕ESG议题的监管会在更多的市场得到加强，企业因此应当做好充分准备。换句话说，即使一家企业的ESG评级目前处于优势地位，这并不意味着该企业在下一波风险与挑战来临时有足够的韧性来抵御，硅谷银行就是个例子—不要把分数看得那么重，企业需要抓紧练好内功。

再次，我们不能把ESG议题和另外一个E-economic经济和财务上的可持续性分割开来。可持续发展的主语是“发展”，“可持续”是前缀。我们不能否认企业牟利的本性—企业更好地管理环境、社会和治理维度是为了更好实现业绩正增长，在此基础上，兼顾社会、环境等多维度的积极影响和正向的全面产出最大化才是真正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当我们有更多的数据和事实能佐证无论对于投资机构还是企业，ESG和E（经济）长久并持续地存在正相关时，质疑声也会越来越少。

比标准更重要的是“同频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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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业界有关“建立ESG中国标准”的讨论？

刘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各个省市县乡的发展水平处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优先级。中国有142家财富500强企业（2023年数据），中小微企业超过5200万户。从市井街坊的“小微企业”，到跻身世界500强的大型公司，对ESG议题的认知、规划以及实践各不相同。企业在中国境内的不同地域投资和运营时，贡献当地可持续发展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基于此，当相关方提出建立一套统一的“ESG中国标准”时，首先要明晰的是这个标准适用于谁，为谁服务，谁最终受益。对于中国企业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运营的企业来讲，有时候过度强调独有标准，难免会增加沟通的难度，容易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当今的世界，我们需要在不同中找到相同，而非强调我们的不同。趋向“求同”，不标榜“存异”更容易帮助企业减少国际地缘政治对其影响。

我认为比建立“ESG中国标准”更为紧迫的是如何更好支持和帮助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和全球化竞争中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利益相关方在“同一个频道上”对话，深化对彼此的了解和理解，从而扫清误解、壁垒和冲突，为有效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打下基础。

根据个人观察，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很重要：

第一，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管理者应当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和充分的自信。追溯中国上下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哲学与文化典籍，均有内涵与ESG议题相似乃至更为深刻的思想精髓，只是表述方法有所不同。“诚信经营”“义利并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古训流传至今，广泛为人称道。我观察到一些中国企业家深谙并在领导企业时不断实践着《道德经》《商训》等古籍中蕴含的经营哲学与传统智慧。

中国企业在国际交往中可以分享这些智慧与见解，以及在管理运营中的应用。正如ESG作为一个“舶来品”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一样，中国企业管理哲学与智慧如何吸引海外相关方的关注和研究，进而让来自更多国家和不同背景的企业和企业家受益，是中国企业可以为世界作出的贡献之一。

第二，中国对自身的定位之一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维护者和践行者，拥护基于联合国公约和国际法的国际规则。全球契约十项原则来源于国际公约和国际法，由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和支持，是ESG领域通行的国际标准。它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和各国相关方采纳同一套话语体系同频对话，从而避免各说各话，不易互认。

目前全球契约组织有24000多家企业成员，中国企业占比不到4%，尚未成比例地反映中国企业的全球地位和作用。因此，中国企业更为有效地采纳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利用好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这个平台十分紧迫。在参与到联合国提供的平台的基础上，如何有效把更多来自中国企业的实践举措纳入“国际最佳实践”数据库中，是中国企业提升“全球ESG话语权”和帮助完善“全球ESG治理”的关键，联合国是最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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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在你看来，企业推进ESG实践与追求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哪些联系？

刘萌：高质量的发展一定是可持续的发展。企业推进ESG实践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之一。

例如高质量发展强调了“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这和环境可持续发展高度相关。企业减少能源使用并提高能效，节约资源并再利用，为落实双碳目标和巴黎气候协定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碳减排目标并严格实施既是推进ESG中环境领域的努力，也是贡献高质量发展所蕴含的绿色发展的举措。

高质量发展也聚焦乡村振兴，这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高度相关。企业在乡村投资绿色和具包容性的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机会，支持当地教育，赋能女性等方面采取行动，都是在为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企业积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董事会的多样平等与包容，完善杜绝腐败和商业贿赂的制度，这些治理领域的举措，也在为高质量发展作贡献。中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我们注意到中国在规范企业商业行为、构建清廉的商业伙伴关系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还协同企业等各界发起了《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助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国际营商环境。这些都是治理维度的重要举措和进展。

在中国，企业助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就是在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早日实现。

环境领域是企业未来一段时期转型的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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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到十年，ESG在中国的发展会有哪些趋势？

刘萌：从现在到2030年的七年时间，无论对全世界还是对中国都尤为关键，因为这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最后机会和转瞬即逝的时间窗口。

环境议题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各界的行动会有质的飞跃。当前环境领域的挑战仍在不断加剧。联合国最新发布的排放差距报告指明，2022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创新高。2021年到2022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了1.2%，这一趋势与达成《巴黎协定》的升温控制目标存在差距。中国政府设立了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目标，对中国企业特别是高排放以及国际市场份额占比较大的中国企业来讲，环境领域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始终是转型的要务。

在这一转型过程，我们会看到自然资本核算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企业的战略决策中去，新一代消费者的绿色消费理念会倒逼企业创新产品和服务形态，颠覆性的技术也会不断涌现，环境领域的突破创新和全社会意识的提升和行动的加强会有质的飞跃。

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段，也是中国女性崛起，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更为活跃，发挥更大作用的关键时期。赋能女性，实现跨领域的性别平等不仅仅反映了社会和文明的进步，更有让经济持续增长和韧性发展的经济学理由。企业界应该对这一社会议题有充分的关注和实践探索。

未来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里，各行业、各区域ESG相关技术标准的互认互通会进一步加强。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和欧盟围绕绿色资产、绿色投资领域的交叉认证，如发布《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类似的举措会超越绿色金融这一领域向更多领域拓展，便于不同市场提升ESG相关技术范畴的一致性、可比性和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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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提出ESG概念的二十周年，在推动ESG理念方面会有哪些新计划？

刘萌：回顾在19年前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就提出ESG理念是具有前瞻性的。我们邀请企业识别并沟通ESG议题领域的主要挑战、驱动因素和优先事项，因为我们相信这些信息不应当被埋没，应当被整合到企业的年度财报里，通过正常的投资者关系渠道向金融市场通报。近二十年的努力为今天所形成的ESG信息披露提升和监管加强的局面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充分论述。

明年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提出ESG议题二十周年，我们始终在思考“一个为各国所认可的基于共享价值和原则的全球契约”可以如何帮助企业在追求盈利之外，还能肩负起更多责任，加速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我们确信充分发掘“ESG原则”的力量才能确保企业行动和有意义的可持续发展变革。

中国有句名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同样，ESG不能仅停留在理念上，真正的价值有赖企业如何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转化为战略与行动。

我们会持续丰富全球契约学院的课程，围绕十项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开发更多实用的企业指导工具。我们已在中国落地了三个企业加速器项目：气候雄心企业加速器项目、性别平等目标企业加速器项目，以及青年专业人才SDG创新加速器项目。2024年我们会在中国落地更多加速器项目，并结合中国本土需求，开始研发新的特色项目，向全球推广。

在持续推进环境领域工作做深做实的同时，我们会加大力度针对社会和治理领域加强对企业的指导和帮助，推出一些新的框架和能力建设机会，为企业提供新的参与机遇，扩大合作空间，驱动务实的进展。

如果大家还记得，201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因为距离上一次大会长达20年时间，所以那次盛会又被称为“里约+20”峰会，被称为“地球的第二次机会”。从2004年到2024年的20年间，自提出ESG理念后，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还未举办过一次总结回顾展望ESG议题的全球盛会。我们希望2024年可以召开“ESG+20”盛会，这是“全球企业的第二次机会”。我希望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可以在中国召开，也相信中国和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可以为世界提供宝贵经验，贡献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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