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加速迭代的“数字文明”，人类文明在技术驱动下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目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加快创新，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全面融入我国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全过程。未来，数字经济将是中国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据作为基础和战略资源，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我国数据要素具有较大的规模优势。截至2022年12月，中国网民数量达到10.67亿。据国际数据公司估计，2025年中国拥有的数据量预计将达到48.6ZB，占全球数据量的27.8%，成为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同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全球领先，具有辐射广、渗透深的特点。一方面，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和“加速器”的作用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缩短了信息传输和经济交易时间，实现了更广泛的跨区域交易。

一是网络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为构建安全高效的数据要素市场拓展新空间。“十三五”初期，中国约有5万个行政村没有通宽带，15万个行政村的宽带接入能力不到每秒4兆比特。“通信难、网络贵”一度成为贫困地区发展中的难题。近年来，中国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实现了农村和城市的“同网同速”。

其次，计算能力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目前，中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5G 截至2022年6月底，5G基站数达到185.4万个，所有地级市全面建成光网城市。2022年2月，“东西计算”项目全面启动。随着东计算能力需求的有序引导，云协作、绿色智能多层次计算能力设施系统正在加快形成，预计将缓解计算能力供需失衡。

一方面，各地积极推进数字化改革和数字化转型，为数据要素的进一步发展积累经验。浙江省、河北省(雄安新区)、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等六个省市结合建立“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研究建立更符合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发展要求的管理体系，促进数据要素的高效、安全流通和应用。特别是浙江省以“数字改革”为主线，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全面引领数字经济新产品、新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数据要素的巨大潜力。

另一方面，数据要素资本化实践凸显创新活力，赋能中小微企业。浙江省推出了“知识产权区块链公共存款平台”，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手段收集企业生产经营链上的各种数据，由区块链存款平台颁发存款证书，将数据元素转化为可量化的数字资产。广东省通过获取企业用电数据、中小微企业肖像、信用额度审核、贷款利率、贷后风险控制监督，发放了全国首张公共数据资产凭证。

确认数据元素的权利可以激活数据资产。随着智能产品和设备的广泛普及，未来所有生产设备、感知设备、网络设备、网络终端，包括生产者本身不断生产数据，渗透到产品设计、建模、工艺、维护、企业生产、运营、管理、服务等环节，以及供应商、合作伙伴、客户等全价值链。目前，由于产权配置不明确，难以有效界定各数据主体的权益和相应责任，数据资源无法有效整合，数据价值难以翻倍。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探索数据交易的实践。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提出建设大数据交易机构，初步形成了“北上深贵”四大交易所的发展模式。贵州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大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正式登陆北京市朝阳区；上海数据交易所成立。为了保证数字生产要素的有序、高速、有效流通，还需要解决数据要素市场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一是数据孤岛现象明显。政府掌握民生相关数据，企业掌握个人消费等数据，两者之间存在障碍，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水平较低。二是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一方面，我国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法规仍然短缺，影响数据要素的安全高效流通和公平有序竞争。数据产权与分割、开放与保护的矛盾十分突出。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数据生产流通全周期的法律规范和监管制度，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存在风险。三是数据要素交易系统不完善。目前，我国还没有有效地建立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也缺乏统一的数据流通规则，导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诸多瓶颈。

一是个人信息隐私保障问题亟待解决。为了盈利，一些广告商、企业或犯罪分子从非法渠道获取数据或滥用数据，导致大数据成熟和数据泄露，严重影响消费者和数据制作人的信心，阻碍数据红利的释放。二是数据安全支撑产业基础薄弱。目前，我国数据安全企业规模小，竞争薄弱，数据安全行业对政府依赖性强，缺乏内生机制。2022年底，我国网络安全市场规模达到704.3亿元左右，但相应地，数据安全市场规模仅为85亿元左右。

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分级确认。对于涉及群体利益的公共数据，将数据管理权赋予行政主体和社会组织，代表公众管理；基于“谁投资、谁贡献、谁收入”的原则，在严格保护和监督的前提下，给予企业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个人数据具有较强的个人依赖性，应给予个人知情同意和控制。

完善数据收益分配，提高市场配置效率。完善数据收益分配制度，使各利益主体的权益和激励相容。

建立多层次的数据交易市场。采用多层次的市场结构，提供标准化的数据交易渠道，让数据交易在阳光下进行。对于现场交易，可以设立由国家、行业协会、企业等主体领导的数据交易所。对于场外交易，可以规范数据包传输，监督数据交易资格。

促进数据开放。政府可以整合和开放数据来释放数据价值，并指导市场。同时，鼓励和督促企业开放数据，必要惩罚企业垄断数据，打破数据垄断的不良行为。

创新数据要素流通技术和手段。加强数据技术相关人才队伍建设，推广“数据不可识别”和“数据不可用”模式，利用技术手段确保数据交易和流通的安全。

完善数据要素安全法律法规和数据要素权益法律保障机制。明确数据要素安全的法律责任，从法律层面约束数据存储和交易行为。同时，积极构建实体法规范与程序法规范相结合的法律保障机制，保护不同类型的数据权益。对于公共数据，应在规定的领域公开，明确其他主体申请公共数据和参与监督的权利；对于企业数据，应有效跟进相应的法律制度，防止滥用数据权造成市场竞争秩序混乱；对于个人数据，应根据数据敏感性进行权益保护，完善侵权认定规则。

提高数据管理能力，促进数据安全系统建设。促进政府、行业、企业协调治理模式的形成和三位一体的数据安全保障模式。作为数据市场的重要主体，国家、行业和企业应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部门设置、人才建设等环节，不断提高数据管理能力，规范数据的整个生命周期，促进数据治理水平的提高。

(光明日报 作者：唐天伟、江晓静、何燕分别是江西师范大学管理决策评价中心教授、博士生、硕士生。本文是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地方党委实施国家安全责任制绩效评价体系研究”的重大委托项目［编号：21WT29］阶段性成果)